有内患。
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。
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！”
因此，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，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。
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，并未采取认真、有效的对策。
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，象对待军队一样，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。
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，具有“事无不统”的大权。
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，不利于皇帝 ，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。
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，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，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。
在军、财、民三权分立中、枢密使与宰相“对掌大政”，“号为二府”．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，发号施令，独断专行。
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，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，作为宰相、枢密使和三司使的“副贰”，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，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。
但是由于“以防弊之政，作立国之法”，一些强化 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，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，“冗兵”、“冗官”和“冗费”与日俱增，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。
辽军的南侵，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，当时宋朝内部以王钦若一派为代表的主张逃跑，但是以寇准等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战，辽侵入宋境后，因屡受挫败，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。
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。
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，不惜代价。
宋、辽商定和议，交换誓书，开始纳贡称臣的屈辱历史。
民众尚不武，导致宋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软弱的，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政策，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，是鼓励别人来攻打自己。
“疾病象弹簧，你弱它就强。”
这中原与西域，北方游牧民族之争，就是一场拉锯战，又像是一个个轮回，而马城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轮回。
原本中原人是尚武的，可后来又不尚武了，可渐渐的，这种尚武的基因又在大明人心中生根，发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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